当人们都在心底默默期盼这个多灾多难的庚子年赶快过去，不再有生离死别和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从老领导徐天亮将军的朋友圈中，得知我的母校——南京政治学院原院长毕文波少将离世的消息，感到十分的突然和沉痛。
我和毕院长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在总政宣传部宣传局当干事，他是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哲学系教研室主任的位置上，选调总政机关任宣传部分管理论和院校教育的副部长。
记得毕文波副部长刚到我部报到时，按惯例要到部里各个局室认认门，转一转，与大家见个面，彼此熟悉一下。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埋头工作，赵可铭部长带进来一个精瘦干练的小老头，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部新来的毕文波副部长。只见他一手夹着烟，一手与大家握手，打着招呼，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烟草味，古铜色的脸上带着真诚谦和的微笑，既有学者的儒雅博学，又有长者的朴实厚道，像北方大地上随处可见的杨柳，虽然普通，但风骨不凡。
毕副部长不分管我们，但他的办公室与我只相隔两间办公室，碰面的机会很多，一来二往，彼此就熟悉了。有时坐电梯遇到他时，他还要与我寒喧几句，让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感到很亲切。
毕副部长的家乡在安微省安庆市的独秀山麓，与我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是同乡。他是北大语言学专业本硕连读七年的高材生，学识渊博，思路严谨，工作认真，文字功夫很好，置身在这样学养深厚的领导手下工作，是很幸运的。
有一年，因有的领导晋升调离，部领导的分工相应调整，他曾分管过一段时间的军队新闻出版工作，这样与我的接触就多了，也更直接了。有一次，我向总政和军委起草一份请示件，具体什么事项想不起来了，文件呈报到他那里后，他觉得有个词用得不贴切，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按他修改的誊清后再送给他。当时的我，年轻气盛，胸无城府，觉得他和蔼可亲，便脱口而出：“这个词都是这样用的。”他听后跟我引经据典，讲解文字的多重含义之奥妙，告诫我们要用词精准，不能“差不多”“大概齐”，让我不得不服。当我把誊清的请示送到他办公室后，过了一会儿，他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材料，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解释刚才为什么要那么修改的道理，并与你拉几句家常。这件事对我思想触动很大，让我从此对工作更加心存敬畏。我私下里与同事说，毕副部长是个老学究、老夫子，对公文要求严谨规范，你们今后起件儿可得仔细点。有一段时间，我想学习古诗词，闲时胡诌两首，斗胆送给他，他总是仔细给我找出问题，提出修改意见，不厌其烦讲解诗词的格律和章法，让我受益匪浅。但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后因为工作忙，半途而废了，至今还对古典诗词一知半解，愧对他对我的期望。
记得当时市面上热销一本名为《中国军队能否打赢下一场战争》的非法出版物，书中对军队的武器装备、编制体系和人员规模等作了不合实际的过分渲染，迎合了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负面影响，总政宣传部迅速成立审读小组，由毕副部长牵头，向军委写出审读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我也参入了此项工作。那些天，毕副部长带着我们加班加点审读材料，起草报告，研究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每次到他的办公室，都看见他低着头，在聚精会神地批改材料，桌子上未批的公文堆得一叠一叠的。听到有人敲门进来了，他才从弥漫的烟雾中抬起头来，向你交待工作，提出要求。我被烟雾呛得直咳嗽，只想赶紧离开他的办公室，到走廊里喘口气，吸吸新鲜空气。我想劝阻他少吸点儿烟，爱惜身体，但因为年龄悬殊的原因，多次话到嘴边，又给噎了回去。
毕文波副部长在部里工作期间，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公道正派，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既耿直认真，又善良宽厚，心底纯净，表里如一。他生活简朴，唯一的嗜好就是吸烟，有时一根接一根地吸。他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严，标准高。有时不小心出了差错，他批评虽然严肃，但对我们十分关心爱护，让你在受教育的同时，感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他既是领导，又是长者，身上自带做人的本色与我党我军优良优统的底色，让你感到部队高级干部就应该是这样的风范。他多次把我叫到办公室，与我谈心，交流思想，了解我的生活工作情况，教育我要尽快挑起大梁，不辜负总政领导和部队的期望，其情之真，其望之切，让人历历在目，犹如昨日。不像后来郭徐时期提拔的“那帮货”，玩权术，拉圈子，以权谋私，精于伪装和表演，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内心阴暗，轻狂丑陋，还两面人，笑面虎，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让人感到下作和不齿，让人民军队蒙羞。历史是公正的，高尚与卑劣，善良与邪恶，正直与阴险，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时间从来不语，但它终究会回答所有的问题。
毕文波院长退休后，我也从居住多年的总政黄寺大院搬到了位于海淀区的军队经济适用房，彼此之间见面的机会少了，只是偶尔与战友聊天中得知他的一些消息。大约是2010年后的一个初夏，我听说他的腰椎不太好，走路都很费劲，给他弄了一台频谱治疗仪，打电话要给他送过去。那天好像是周末，路上很堵车，见我在约定的时间里迟迟未到，老院长很着急，怕我路上出现危险，几次让老伴打电话询问我到哪里了。等我赶到他家时，他早早地在门口迎接我，其情其景，让我难以忘怀。
中国人历来有盖棺定论之说。人去世了，没有了利益的牵扯，没有了势利的迎合，没有了言不由衷的恭维，对逝者的评价才是最真实、最公正、最客观的，也是最能真切反映民意的。毕副部长对人最大的特点是真心和真诚，特别对部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爱，没有一丝杂质，更没有虚情假意，让人如沐春光，永别难忘。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这篇文章快要收笔的时候，我想从家里堆积如山的老照片中，找出一张与他的合影来配文，可翻遍了所有的照片，都没有找到。我想，这正像毕文波院长的为人师表，真诚善良，低调亲和，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从不显摆张扬，更不哗众取宠。就让他留给我们的那种——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笔记本，儒雅的脸上挂着亲和谦逊的微笑，一件藏青色西装和军裤的随意搭配，让清瘦的身躯增添几分英武的标记性形象，永远地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吧。（廖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