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地名学会主办的“讲好中国地名故事，传承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地名文化”主题践行活动全面启动，“地名中国”文化传播公益行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论坛等一系列项目陆续开展起来。地名文化文物所蕴含着地名文化，蕴含着重要的区域历史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地名文化文物对于传承地域地名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和推动文化创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地名文化文物呈现地域地名历史文化变迁。地名记录历史、承载文化，地名的变迁与特定地域的发展如影随行，而“镂刻”地名的文化文物则见证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以“邯郸”地名为例，甲骨文称之为“甘”或“丹”。春秋战国时期，邯郸被称作“甘丹”，如邯郸百家村战国墓出土的带有铭文“甘丹上”的青铜戈和刻有“甘丹”字样的陶器等；有记作“邯”者，如《侯马盟书》；也有记作“邯单”者，如《睡虎地秦墓简》。至秦代文物中，邯郸已为常见之名，如2006年邯郸世贸广场出土有“邯郸之丞”秦代封泥，1995年在西安北郊发现的数以千计的秦代封泥，有“邯郸造工”字样。自秦以后，“邯郸”作为相应地区的地名便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然而邯郸在春秋战国时期何以称“甘丹”，却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理因素的，有学者推测“甘丹”之名与彼时境内的“漳水”和“紫山”有关，“漳水”水质甘甜，水甜为“甘”，紫山岩石色呈紫红，山红为“丹”；至于“丹”改作“郸”则可能与避赵孝成王“赵丹”之讳有关；而从古文字的角度，相关文物的邯郸称名还包含着由甲骨文、到金文和小篆等的演变。因而，地名文物不仅“记载”地名及其变迁，还是区域多元文化因素的载体，对地名文化文物的展示自然也是呈现地方历史和传承地域文化的需要。
邯郸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和中国成语典故之都。
地名文化文物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地名以特定的文字符号表达了人类主体对特定地域自然、文化特质的提炼与认识，是人类文明、文化和主体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关的地名文化文物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大量“地名”。甲骨文主要指殷商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在甲骨文中，人们已经解读出了许多表示“地名”的文字符号，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第二册便是专门对此类地名进行汇释的《地名篇》，其中既有山川江河之名，也有城邑和村落之名，从中可见，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已经对中华大地的自然和文化现象展开了广泛、卓越的开拓与思索，这是早于世界上的绝大数民族与地区的，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先进与源远流长。当然，大多数地名文化文物并非只是地名的“单独”记录，地名往往只是其间的要素之一，如甲骨文对“洛”的两条记载：“癸丑［卜在］洛，贞王［旬］亡祸”，“癸丑［王卜］在洛师，贞［旬亡］祸，王［占曰］：吉。”在这两条卜辞中，“洛”只是商王占卜的所在地。尽管如此，这类文物对特定“地名”的载录，记述了区域内特定人群活动的印记，对彰显地域悠久历史和增强文化自信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地名文化文物真实讲述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是倡导者，也是践行者，他借助“故事”这种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清道明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实践。实际上，中国传统地名也包含了各类“故事”，首先“中国”这一“地名”称谓本身包含着中华文化的“大故事”，殷商甲骨文和金文的“中”乃“本象有旒之旗”（于省吾），带有号令众人的意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因而“中国”是天下之“中”，是礼仪文化之邦，包含着蓬勃的文化自信和对自我文明的体认。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这里出土的不少考古文物和文化遗址都与“地名”相联系，如陶寺遗址位于陶寺村南，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呈现着“最初中国”的样貌，这里出土的被称作“龙盘”的“彩绘蟠龙纹陶盘”与中华“龙”的故事相联系；地处“夏墟”中心区域、“比邻”尧都平阳（今临汾），让陶寺与尧舜传说故事相沟通；这里发掘的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和陶埙等一系列乐器，又让陶寺与传统乐器的传说故事相关联，等等。像陶寺村这类地名在黄河中下游还有仰韶村、大汶口村、王城岗村、双槐树村、大河村和二里头村等。这些看似普通的地名实际上包含丰富的考古与文化文物内涵，更与丰富多彩的文物故事和神话传说相联系。地名故事是“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借助地名文化文物“讲述”地名故事，是对地名附载之历史记忆的激活，也是从区域视角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需要。
地名文化文物提供文化创意不竭资源。《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推进“文博创意产业持续发展”，“加强文物保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近年来，文博界多方面探索文物资源的活化利用，如故宫博物院和洛阳博物馆积极打造文创产品，让民众把“文物”带回家。地名文化文物承载地域文化信息，往往可以成为独特的地域标识，如甲骨文中的地名字形，有不少带有明显的“象形”色彩，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关的地名文化创意产品，既朴拙可爱，又富有文化意趣。又如某些既具文化类型的代表性、又颇为精美的文物精品，它们与特定“地名”相联系，如“陶寺村”之“龙盘”，“仰韶村”之“红土彩陶甑钵”，等等，以此类精品文物为基础打造文化创意也是推动地名文化“活起来”的重要途径。此外，借助现代三维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构建和“再现”文化遗址的“体验”性场景，也是当前推动地名文化文物创意发展的重要途径。
本文作者：梅东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博士、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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