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这是一个在时光流逝中几乎快要被遗忘的名字。

前些天，借着《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在中山市发布的机会，我来到中山市雍陌村，跟随走访团参观郑观应故里。年少时历史课本角落里的记忆瞬间被激活，记起了郑观应的惊世之作——《盛世危言》。

郑观应著书立说之时的所谓“盛世”，不过是“天朝上国”挂在嘴上的执念。彼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已推行三十余年；曾遭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蹂躏的大清帝国，坐拥号称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盛世危言》问世同年，暮气沉沉的清王朝正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而这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夜。此役过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黯然收场。

郑观应笔下的“盛世”，是被粉饰的虚假图景，是没落王朝的自我麻痹。《盛世危言》横空出世，恰逢其时，被张之洞誉为“医国”良药。它如长夜里的明灯，为黑暗中摸索的国人指明“富强救国”的方向。

在那个沉滞闭塞的时代，郑观应的思想极具前瞻性。“无议院则君主不能集思广益，民隐不能上达。”一句道破制度痛点，相较于洋务派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认知层次高下立判。《盛世危言》主张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全面推行改革，其理念深刻影响后续维新变法运动。从这一点而言，称《盛世危言》启发了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的思想，所言不虚。

郑观应的思想不仅影响维新派，更深刻启迪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乃至后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书中诸多论断，对当下国际竞争态势仍具启示意义，并非主观夸大，而是确凿史实。

郑观应故里雍陌村，与孙中山先生故里翠亨村相距仅三十余里，二人既是同乡，亦是忘年之交，往来密切。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为孙中山早期救国理念提供了重要启蒙。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提出的“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思想内核正源自《盛世危言》序言。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提及，年少时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十分喜爱，书中诸多思想深刻烙印于心，影响深远。

郑观应将“兵战”称为“有形之战”，“商战”称为“无形之战”，主张“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其“商战论”核心，是倡导以商业为核心发展民族经济，与列强开展商业竞争，强调“商战甚于兵战”。放眼当下，贸易摩擦、关税博弈此起彼伏，可见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未过时，反而更具现实意义。

走近郑观应，亦走进了他所处时代的“朋友圈”，得以窥见更多清末民初的香山人（1925年前中山称香山），乃至当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贤群像。

宪政思想启蒙者郑观应、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皆为清代广州府香山县人；被誉为“为共和革命牺牲第一人”的陆皓东，是孙中山幼时同村挚友；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为广东南海（今佛山）人；梁启超，为广东新会（今江门）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为香山县（今珠海南屏）人；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人。

晚清腐朽统治下，在国人探索救国之路的起点，为何涌现出如此多中山人、广东人，乃至今日大湾区先贤？

这绝非历史巧合，亦非倒推逻辑谬误。站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不走回头路”重要论述的中山市三乡镇，我试图探寻答案。

首先是地理与文明碰撞的影响。广东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冲突交融的前沿。15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至19世纪末，中国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清朝入关后奉行保守防御的海洋政策，直接导致晚清在海洋竞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割让澳门、香港。两地地处珠江口伶仃洋南端两侧，近在咫尺，切肤之痛促使广东人率先警醒。同时，清政府闭关锁国期间，仅开放广州十三行为通商口岸，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窗口，使广东开放程度远超内陆，率先承担起工业文明启蒙与实践的双重使命。

其次是区域群体性格的传承。西晋永嘉南渡、北宋建炎南渡，千百年来，皆是中原战乱、百姓南迁；南宋末年崖山海战发生于今江门，广东人亲历陆秀夫负帝殉国的悲壮。

南迁至此，背海无路，唯有奋起抗争，救亡图存——这是刻在岭南族群骨子里的基因记忆。

这种敢闯敢拼、敢为人先的群体性格代代相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早在百年前便已萌芽；今日粤港澳大湾区敢闯、敢创、敢干的精神，正是支撑其年度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的精神基石。

在郑观应故居偫鹤园，我拍下一只猫的两张照片：一张慵懒惬意，一张警觉凝神。离开时，我在朋友圈配文感慨：盛世敢危言者，必胸怀天下之人；盛世如慵懒之态，危言如警觉之姿。有危言，方有盛世，世事大抵如此。

※（原文有删减）

本文作者：唐凯林，作家，中国城市网络形象研究联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