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烟花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夜空绽放出短暂的“升龙”奇观时，这场由艺术家蔡国强与知名户外品牌始祖鸟联手打造的视觉盛宴，很快便因生态争议坠入舆论漩涡。事件发生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的调查组，不仅要核查烟花燃放对高原环境的实际影响，更需直面公众对社会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层质疑。在生态保护红线日益清晰的今天，这起事件暴露出的基层治理生态缺失问题，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高原生态的脆弱性与治理能力的不匹配，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亟待填补的短板。

一、审批流程的形式主义陷阱

事件初期，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一句“手续合规”的回应，未能平息公众疑虑，反而引发了对审批流程的更多追问。

根据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负责人的解释，此次活动因使用“环保材料”而未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仅通过乡、村、县三级政府同意即可实施。这种将“材料环保”与“生态无害”简单画等号的逻辑，显然违背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办法》中“生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原则。

法律层面的矛盾尤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要求，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评，而青藏高原作为特殊生态敏感区，依据今年8月刚实施的地方法规，理应执行更严格的管控标准。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新海指出，即使不在核心保护区，涉及高山草甸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活动也应进行生态影响专项评估，仅凭基层三级审批显然存在程序瑕疵。

这种“以备案代审批”的操作，本质上是将复杂的生态评估简化为行政流程的形式主义，暴露出基层执法中“重程序合规、轻实质影响”的治理偏差。

更值得警惕的是环保标准的简单移植问题。主办方宣称烟花材料通过了国际奥委会及多国验证，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专家张惠芳明确指出，低温低氧的高原环境会显著减缓材料降解速度，平原地区的环保标准根本不适用于海拔5500米的极端环境。这种将国际标准直接套用于高原生态的做法，反映出基层审批缺乏针对特殊环境的科学研判能力，陷入了“唯标准论”的教条主义误区。

当法律条文与地方实际出现落差时，基层治理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衔接机制，最终酿成了“合法不合情”的治理困境。

二、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断层

这场高原烟花秀引发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失灵。根据“五社联动”的现代治理理论，基层治理需要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有机配合，但在此次事件中，多元主体的责任链条出现了明显断裂。活动主办方虽制定了“预防—监测—恢复”的全链条方案，却未能充分征求当地社区意见；基层政府完成了审批流程，却忽视了生态影响的长期评估；环保组织提出了专业质疑，却缺乏有效的事前介入渠道。

文化敏感性的缺失尤为刺眼。热龙乡所在的江孜县属于“乃钦康桑”神山体系，当地牧民世代遵循“春不伐木、冬不鸣金”的生态禁忌，但艺术团队在获得行政许可的同时，却未与社区进行充分的文化沟通。

这种对地方知识体系的漠视，使得本应成为生态守护者的当地居民，变成了被动的旁观者甚至反对者。当地网友那句“满足了欧美标准，唯独没满足高原同胞标准”的尖锐批评，直指治理过程中文化维度的严重缺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要求尊重当地居民意愿的条款，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沦为了纸上规定。

企业社会责任的错位同样值得反思。作为户外品牌，始祖鸟本应成为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却在营销活动中暴露出急功近利的倾向。尽管事后品牌方发布致歉信并承诺补救，但公众更关注的是：为何将商业营销置于高原生态风险之上？这种“先破坏后修复”的逻辑，与真正的生态保护理念背道而驰。

对比美国Patagonia品牌在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实践——所有活动需通过生态学家、原住民社区和政府部门的三重评估，并预留十年生态修复资金——更凸显出我国企业在生态责任意识上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背后，正是基层治理对企业行为引导和约束的乏力。

三、高原治理生态的制度创新路径

日喀则市成立的调查组已开启问责程序，但事件的真正价值在于为高原地区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契机。重构基层治理生态，需要从制度设计、能力建设和文化融合三个维度同步发力，建立起适应高原特点的治理新模式。

在制度层面，当务之急是建立“海拔梯度环评标准”。现行环评体系未能充分考虑高原特殊性，导致基层执法无据可依或简单套用标准。应依据《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办法，针对不同海拔、不同生态类型区域制定差异化的评估指标，将冰川稳定性、冻土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特殊要素纳入强制评估范围。特别需要规范“环保材料”的认证标准，要求企业提供高海拔环境下的降解实验数据，杜绝“环保噱头”式的商业宣传。同时应明确审批权责，将公安、生态环境、文旅等部门的审批流程制度化，避免出现“多头审批却无人负责”的局面。

技术赋能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支撑。青藏高原生态监测长期面临技术薄弱的困境，此次事件中“肉眼观察即判定生态未受影响”的做法，暴露出基层监测能力的不足。参考西藏林芝、日喀则等地已启用的无人机巡查和AI监控系统，应加快构建覆盖重点生态区域的智能监测网络，对大型活动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同时可借鉴2022年北京冬奥会使用LED虚拟烟花的经验，推广生态友好型的艺术表达方式，从源头上降低环境风险。技术创新不仅能提升监管效能，更能为艺术表达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提供新可能。

文化融合是构建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基层治理必须打破“重行政命令、轻文化认同”的惯性思维，将藏族传统生态智慧纳入现代治理体系。可建立“社区议事会”制度，对涉及生态敏感区的活动实行“社区一票否决”，让世代居住于此的牧民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审批流程中增设“文化影响评估”环节，邀请民族学者和社区代表对项目的文化适宜性进行论证，避免因文化隔阂引发治理冲突。只有将现代环保理念与传统生态伦理相结合，才能培育出真正扎根高原的生态治理文化。

烟花易逝，但其引发的治理反思应长久留存。喜马拉雅山脉作为“世界第三极”，其生态安全关乎数十亿人的水源保障，容不得半点治理试错。蔡国强日喀则烟花事件警示我们：基层治理生态的修复与高原生态的保护同样重要，前者是后者的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价值依归。当法律的刚性约束、技术的精准赋能、文化的柔性滋养在基层治理中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筑牢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屏障，让高原的星空既留住自然的纯净，也承载文明的温度。这既是此次争议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高原地区的必然要求。

（本文作者：胡俊，系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资深编辑、记者；吴瑞雄，农工党北京市委绿色发展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