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力民小学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是伊克昭盟革命老区兴办最早的学校之一，其前身是一所私塾，始建于1933年。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人杨子华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介入，这所由私塾改扩建而成的学校就成了中共绥蒙工委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据点之一。

现如今的校容校貌

那是1935年4~5月份，桃力民私塾改冬学为长学(除农忙和寒假，其余时间均上学)，学生人数由十几名增加到二十几名。当时的私塾先生是按学生的入学时间分别授课的：初入学的学生，教授《百家姓》《三字经》《名贤集》《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等；入学多年的学生，教授《幼学琼林》《弟子规》《龙文鞭影》等，并教以珠算。

学生多了，师资力量就有了欠缺。恰巧，一位叫杨子华（汉族，陕西府谷县人，生于1907年，1932年在河套地区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曾在临河县二道桥小学教过书）的年轻人来到桃力民地区投亲。经他人举荐和侄子杨铁锁以当地住户的身份出面作保，识文断字的杨子华随后取得了在桃力民私塾教书的机会。

当时，桃力民私塾的学生们，其口粮、蔬菜、肉食、燃料、学习用品等均自负。此外，学生还要分担私塾先生的吃米和工资。任教不久，杨子华提出：将私塾改为小学，并吸收女子入学；将校名改为“桃力民学校”；将之后的开学日定于8月27日（孔子诞辰日）。提议一出，学生、家长、私塾房的其他先生和校董都表示赞同，杨子华就此被推选为校长。由于开学时间的修改以及女子的入学，桃力民学校的学生陆续增加到40多人。

1936年，杨子华对桃力民学校实行了多项改革：第一，废除私书制，代之以科书制，即把古书(手抄本)换成国民政府审定出版的教科书，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常识等；第二，不论年龄大小，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分年级授课；第三，废除体罚教育，实行说服教育；第四，施行星期制；第五，全体师生集体开垦播种校田，以补给教师和学生的口粮。此外，贫寒家庭的子女上学免学费、免书费；有钱的学生可资助贫困学生。这样一来，桃力民学校的学生人数又从4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

首任校长杨子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子华与共产党员韩是今(又名韩锋)秘密接头，两人称兄道弟，在桃力民地区走村串户、广交朋友，了解当地情况。与此同时，杨子华利用地理课，积极引导启发学生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联系实际，给学生们讲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怎样占领我国东三省；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抓了蒋介石；讲百灵庙的德王、李守信成立伪蒙古自治政府，派大批便衣特务已经到了伊克昭盟。

在历史课上，杨子华着重给学生们讲广大农民的生活疾苦，讲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作为一校之长，他还结合桃力民学校的实际，做了进一步的改革。之后，教师不再体罚学生，学生们把教师当成父母一样尊敬。学生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死背硬记、死气沉沉，而是活泼愉快、勤学向上。学校的精神面貌骤然改变，尊师爱生的校风受到校董和家长们的赞扬和支持。

韩是今在延安

杨子华和韩是今把工作动态写成书面材料，专程去定边向中共三边工委书记高岗汇报桃力民地区的情况，并请托高岗将书面材料转交给党中央。得知消息后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立即作出回应，并向桃力民地区派遣了工作组。紧接着，桃力民学校建立了团支部，建起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少年先锋队，是伊盟最早的先锋队组织)。在杨子华的倡议下，桃力民地区较大的村庄如东桃愣、五眼井、乌素卡汉、讨浩漫等村陆续建立了初级小学。

这一年，河套地区相继派出多名政工人员到桃力民学校担任教师，八路军参谋处也派干部前来支教，如王兆正、贺廷俊、马如才(后叛变革命)、袁烈、刘玉贵、张青海等。在新思想、新文化的浸润和引领下，桃力民地区相继建起了中共党团组织30多个。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桃力民学校也建起了教室、宿舍、食堂和三合头院子。

为了宣传抗日，激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桃力民学校还以“抗日民族先锋队”的名义组建了歌咏队，每星期六下午去桃力民附近的高劳加汉、天棉利等村演出，高唱抗日革命歌曲，如《五月鲜花》《抗日十杯茶》《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流亡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水谣》《在太行山上》《工农商学兵救亡歌》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八路军和桃力民师生的影响下，桃力民地区的群众抗日热情十分高涨：男人们积极帮助骑兵团购买马匹；女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做军鞋、缝背心；还有一些村民省吃俭用，给八路军战士送物质、送鸡蛋。学校师生们的救国觉悟更高，他们利用假期排练一些小戏，如《送郎参军》《支前》《护伤员》等，及时给群众演出。那时的桃力民学校成了革命者往来延安与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中间站。

1938年，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进驻克泊庙，桃力民学校的师生徒步40多里，到克泊庙演出自编的小戏《三不浪过大年》，利用群众赶庙会的时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6月，杨子华出任中国共产党桃力民工作委员会委员。绥蒙工委派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白成铭到桃力民学校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在白成铭的引领下，桃力民的学生郝文广、刘文斌(1952年，牺牲在八区公所)、杭树清去延安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与会期间，他们目睹了毛泽东主席的风采，亲耳聆听了毛主席所作的《论持久战》报告。

1939年，桃力民学校建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

1940年春，杨子华出任中国共产党桃力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入冬后，他告别桃力民学校，被派往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因长期奔波，积劳成疾，于1945年12月7日在延安病逝，《解放日报》当时还报道了杨子华去世的消息，并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1941年春，傅作义派二十六师的陈长捷、何文能进入桃力民地区，伊克昭盟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三营退出了桃力民地区。当时的民国绥远省在桃力民地区成立了民国桃力民办事处，办事处设教育科，教育科很快接管了桃力民学校，并把校名改为“桃力民第一区小学”。

1942年冬，民国桃力民办事处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参加过“西北青年救国会”为由，逮捕了乔兴和、高维亮等4名桃力民学校的学生。他们把这些学生送往陕坝镇的“战时青年训练团”进行劳动改造，听从训教。鉴于此，桃力民附近的几所学校都惧怕镇压，停止了办学。

1943年，国民党部队的政工人员、连级干部、国民党员刘英明调入桃力民学校任校长。国民革命军新三师的张宗源、刘紫敬调入桃力民学校任教师。

1945年，国民党二十六师书记官萧进超到了桃力民学校，他鼓动学生捏造罪名，把刘英明赶下台，由他担任校长。

1946年春，萧进超因贪污学生伙食款，随着二十六师的撤走而被学生们赶离学校。接着，民国桃力民办事处调进赵世君担任校长。当年秋，赵世君调离，又调武子昌(西安大学毕业)任校长。其间，学校增设了教训主任(教导主任，第一任教训主任为任智贞)。

1947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中午（正值暑假），洪水淹没了桃力民学校，数十间校舍全部倒塌。开学时，学生无法上课，只好搬迁到木花稍村设点分散教学，教师到学生家中上课。

第一次迁址

1950年2月，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府接管了桃力民学校，校名更改为“桃力民中心区第一完全小学”（四十里梁为第二完全小学）。同年，学校建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积极支援抗美援朝，写慰问信、做慰问袋，送给志愿军叔叔。学生们还以“一封信”的形式，同国防、工厂、农村以及兄弟学校联系，互相交流思想，增进友谊。同年夏天，人民政府拨款与群众集资，重建了桃力民学校，在外流落了3年多的师生由木花稍迁回。

1951年，桃力民学校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同时建立了校董委员会。校董委员会下设校务会议、教导会、学生会、事务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学生伙食委员会等组织。

1952年，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府合并回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桃力民地区改称为十四区，桃力民学校的校名又更改为“鄂托克旗第三完全小学”。

1954年，鄂托克旗第三完全小学更名为“桃力民小学”。

1956年，在武汉长江大桥落成典礼时，桃力民小学少先大队部组织少先队员，亲手绣制武汉长江大桥图案，寄往建桥指挥部，让它飘扬在雄伟的长江大桥上。事后，建桥指挥部回赠了一副武汉长江大桥的湘绣作品，《人民日报》还报道了这件事。同年，桃力民小学少先队员给越南主席胡志明去信祝寿，不久，中国驻越大使馆将胡志明的亲笔信和肖像转寄给桃力民小学的全体少先队员。

同年，桃力民小学少先队员们还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副主席写信，并寄去2条红领巾。7月16日，毛主席、朱副主席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桃力民小学少先队员回信，并随信寄来6寸照片各1张。朱副主席还赠送给少先队员画报80余册。

毛主席和朱副主席的回信和照片

2018年5月18日，桃力民小学少先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6月13日，全校师生以万分激动的心情接收了国家信访局的回信。

红色校史蕴含着爱党、信党且坚定不移的精神力量，以及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的鲜明特征。追溯校史，能够重现老一辈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独立和民族复兴，前赴后继，以热血浇灌理想、以生命践行信仰的生动场景。

回顾过往，桃力民学校创办以来，倍受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特别是近年来，该校以“传承红色基因、培育红色传人”为目标，将党建工作与校园文化、教师队伍建设、德育工作、教育教学业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相融合，建成了“五强五融合”的校园党建品牌，全面促进了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所红色底蕴深厚的校园里，除了爱国主义教育展厅、党史学习长廊、党员书社、红色书吧等活动阵地外，还培育了40多名小小红色宣讲员。每逢开学季，这些小朋友们都会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轮流为一批又一批前来参观和研学的干部、学生，讲述着桃力民小学以及桃力民地区的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