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胥传说是陕西省级非遗项目，2018年5月，列入陕西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华胥（huá xū）是指伏羲(或伏羲氏)的母亲华胥氏，相传华胥踩雷神脚印，有感而受孕，生伏羲（后来的人皇）。在西安蓝田一个叫华胥的地方，古往今来，上百种中华典籍中均记载着一个叫华胥氏的氏族女首领及其儿女伏羲、女娲的故事。多位学者相信，华胥氏的历史比黄帝还要长得多。
七旬老人记忆中的祭祀过程。
74岁的张蔚堂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人。
他从小生长在蓝田县华胥镇张河湾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文化老人。老人慈祥的笑容与坚定的眼神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小心翼翼地翻开一个小包，从包里取出一本用白纸包着的旧书。这本书颜色已经深黄，也是久经风霜模样。这本书是著名的《纲鉴易知录》。此书是清代学者吴乘权编辑的中国通史读本。初刻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以后的200年中，共刊刻20余次。并被译成外文，传播海外。
张蔚堂保存这本旧书曾冒了很大的风险。在“文革”中，他家里收藏的古书、礼器等物品被大量毁坏。张蔚堂把这本书偷偷塞进麦秸堆里，才得以保存下来。虽然，这本书是张蔚堂祖传下来的，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张蔚堂心目中，此书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因为内容中有对华胥氏和伏羲、女娲的记载。他说，别的东西被烧了毁了也就认了，可是当时感觉书里有关于民族来历的记载，所以对当时的冒险举动一直无怨无悔。
在张蔚堂老人的记忆中，与此书结下的缘分自于华胥氏与孩童时的一次祭祀活动，当时他的先辈曾求教于民国时期多位关中大儒。他清楚地记着，那次祭祀就祭的是华胥氏。但为什么要祭华胥氏，当时并不很明白。他说，祭祀那天是清明节，大人们宣读了祭文，献了祭品，然后上前拜祭，他自己被要求上前磕头。后来慢慢懂事了，才想起来当时的祭祀是怎么回事。在民国初期，不少达官贵人和文化界名流也经常到华胥陵所在地———华胥镇孟岩村祭祀。往后随着军阀混战，祭祀活动逐渐被淡化，成规模的祭祀绝迹。只在一些村子里，有部分人始终保持着相关的习俗。
蓝田县档案局副局长曾宏根从地质与考古角度研究了华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作为文史工作者应该更为系统的进行研究。
著名的华胥陵位于华胥镇以北。曾宏根多次来到这里实地调查。在紧靠村子西边是华胥沟，而越过华胥沟就是宋家村（旧称宋家圪劳 ）。曾宏根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接触《蓝田县志》。他发现，这里与《蓝田县志》中所记载的华胥渚（华胥氏与其子女的居住之地）十分吻合。当地流传着一种传说，此地即华胥氏怀孕后栖息之地。这一传说已经流传很多年，无人知其起始时间。在宋家村南塬有一座古庙名为“三皇庙”。曾经有石碑刻文：“古华胥伏羲肇娠地”等字样。与《宗书·付瑞志》的记述相近。
曾宏根说，他认为排除神话与传说，华胥氏可能真有其人。她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光绪年间的《蓝田县志》以及古书典籍《列子》均有对华胥氏族社会形态的描述。在多种典籍中有关于“华胥国”的记载，而这种记载可能就是指华胥氏族团。
曾宏根围绕着古华胥国、华胥沟和华胥陵的遗址，对附近的村落进行探访。他认为，不少村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古华胥氏部落的印痕，能够印证遗址。今华胥镇红河下游有娲氏村。而红河在史书上被称为女娲沟。白鹿原上李华村的原名就是女娲村。在孟岩村附近有一个叫拾旗寨的村子，村中人大多相信自己是古时祭祀仪仗队成员的后代。
曾宏根还对华胥氏族团存在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他提出的观点是在蓝田县内，115万年前曾生活过蓝田猿人；65万年前生活过陈家窝猿人；40万年前生活过涝池河猿人；距公王岭不足3公里处生活过20~30万年前的猿人；而距华胥陵10公里的冯家村，出土了距今2~3万年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而这些考古发现印证了蓝田存在着从早期猿人到晚期智人的人类演化序列。另外，如果将华胥文化各个所在地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在其周边分布着36处旧石器人类活动遗址。在1984年和1988年，蓝田县两次文物普查中，又发现还分布着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23处。在白鹿原上距女娲村（李华村）5公里的地方还发现过典型的商朝文化遗址。
曾宏根认为，蓝田县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分布点密度之大，举世罕见。充分反映出，这块地方自百万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此繁衍生息，现代考古与远古传说浑然一体，高度贴切，所以应该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原始文明社会———华胥氏族团，中华民族也应该有一个远古的祖先———华胥氏族团，首领华胥氏，她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
陕西华胥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魏朝鹏先生的结论是华胥氏应该是在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承担起了延续氏族生存的重担，为中华民族得以存在做出了贡献。所以被后世大量载于史册，流传数千年而不中断。他说：“古代胥、雅、夏等字相通，所以华胥应该就是华夏”。据了解，持有华胥即华夏的观点并非只有魏朝鹏一人。不少专家认为这种说法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