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实习生 陈佳韵
“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副主任、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夏平说。
这句话，出现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忏悔与剖析》栏目公布的夏平的悔过书中。该栏目推出3年来，至今已经披露了22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
《法制日报》记者逐篇梳理发现，其中有12人在忏悔录中将交友不慎作为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占比达到54.5%。
个别干部成“猎物”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因为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管着项目、资金和政策，“平民厅长”夏平成为了老板们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
2009年年初，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认识了夏平，为了能承接省无线电监测网扩容升级工程基建项目，这名项目经理想方设法跟夏平套近乎。
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这名项目经理终于如愿以偿，他所在的建筑集团顺利中标该工程，合同金额达1.288亿元。事后，这名项目经理为感谢夏平，又送给他现金、金条和加油卡。
在夏平周围，像这名项目经理这样的老板“朋友”还有一大堆。为了拉拢夏平，另一名老板除了送钱给夏平外，还花35万元为夏平装修房子。在夏平的关照和操作下，这名老板实际负责的公司获得了某政策扶持资金共计530万元。
夏平在忏悔书里写道：“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
“这些人与我交朋友，看中的是我这个厅长的职位。所谓交友的目的也不是朋友之间的交情，而是权钱交易。”夏平悔恨不已，进而总结说，自己出问题，“缺乏自重，交友不慎是重要原因”。
四川省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在悔过书中总结教训时说：“没有处理好与合作企业或行政审批对象的交往关系，将工作与交友混为一谈，为不正当利益交换埋下了隐患。”
“交友不慎，影响深远，滑向深渊，难以回头。”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在反思自己的蜕变过程时认为。
贵州省水利厅原厅长黎平，更是“交友不慎，自坠深渊”。
梳理22份忏悔录可以发现，总计有12人提及“交友不慎”，同时将这作为自己蜕变腐败的原因之一。
对此现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领导干部生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们需要交朋友，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交往关系。好的朋友能起到警示作用，坏的朋友就能把领导干部拉下马。所以，领导干部能不能处理好朋友圈，也是考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标识。
在庄德水看来，很多官员交友不慎、受人情的诱惑，往往通过交友形成利益网络或集团，垄断国家公共资源，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
“朋友圈”不是私事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是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与夏平套近乎，接着两人成了“朋友”。
吴周春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商人贺某，进而结为“朋友”。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介绍，贺某文化程度不高，但因仪表堂堂，出手阔绰，在广州电力系统圈内颇得人缘。贺某通过请吃喝、陪吴周春的家属旅游等手段，很快赢得了吴周春的青睐。
吴周春视贺某为“铁杆盟友”，甘心为其在电力系统内牟取巨大利益铺路搭桥。据统计，仅在广东电网招标的物资供应这一块，4年内，贺某及其企业获得的采购合同额度就达17.19亿元。当然，贺某也成为了吴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机”。
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原党组书记、主任于少东，则是老板们通过攀亲附友与其成了“好朋友”。
于少东在忏悔书中说：“在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与老板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老板们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让我十分感动。”
“城口是个小地方，本地人之间或多或少都能扯上这样那样的各种关系。通过攀亲附友的交往，一些老板就与我们成了‘好朋友’、‘兄弟伙’。”于少东反思道，从此以后，他手中的公权力也自觉向“朋友”倾斜。
例如，在锰矿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后，他利用职务影响为汪某开脱减轻罪责。为此，汪某一次就送给于少东30万元。
黎平则是被“损友”拉下水的。
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间认识了黎平，随后，有意识地与他多接触。随着时间流逝，两人成了“朋友”。
王某在交往中发现，平时很难约到的“大忙人”黎平，对娱乐场所却乐在其中。王某动起了歪脑筋，频繁约黎平到某夜总会唱歌，并将包括邓某在内的不同女性介绍给黎平。黎平在声色诱惑面前，忘记了党纪国法。
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来挥霍、包养情妇，黎平就想方设法牟取不义之财，此时，他的另一个“朋友”蔡某开始“鼎力相助”，截至案发时先后奉上贿赂款共计446万余元。
“我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与和蔡某的结交有着直接关系。”黎平在悔过书中反思说。
那么，面对“朋友”的各种诱惑，一些领导干部为何不能警觉，反而执意走上腐败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周围的“朋友”对腐败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双方长期的不正常交往中，这些“朋友”一步步把一些领导干部“拉下水”。
“外因仅是起到影响作用，内因才起决定作用。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才会落入所谓‘朋友’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庄德水分析认为，很多人亲近领导干部，往往是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领导干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实际上关乎公共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关系，还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
从制度上划出界限
落马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化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振华说：“回想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过程，回想自己与所谓的朋友、熟人从吃喝到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利益，到自己不计后果地收取不义之财，真是不堪回首。”
福建省南安市委原书记骆国清发现：“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企业家给我送钱，并不是因为与我感情有多好，其实都有目的，是地地道道的权钱交易丑剧。”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则是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与“圈内朋友”结成利益共同体。未曾想大难临头各自飞，将自己供出的，正是所谓的“朋友”。
甚至有落马领导干部幡然醒悟：“少与商人打交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机关算尽，他在与你接触中总是施以小利换取大利。当你有权时，弟长兄短，一旦你失去权力之时，他会加足劲，把你踢得很远很远。”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此现象提出，广大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从制度上划出“官”“商”公私分明的界限呢？
杜治洲认为，一方面，领导干部在面对“朋友”交往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的辨别力和坚定的控制力，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党规层面规范领导干部与商人之间的过密交往，竖起一道“防火墙”，防止领导干部被“围猎”。
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鉴别力；另一方面，从组织管理上，需要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工作外的交际进行时时监督，但并非是侵犯私人领域，而是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
庄德水还建议，可以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比如要求领导干部在报告个人事项上增加一栏，把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朋友关系填写其中，这样也有利于保护领导干部。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净化畸形官商“朋友圈”，还是需要从制度上厘清权力边界，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划定领导干部正常交友明确而具体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