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行政化、地方化 形成自我约束机制
在设立在广东省深圳市的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记者注意到，法庭审理案件时，审判长都会作出声明：该案实行过问留痕，凡是对案件进行干预过问的，都将被记录在案。
“巡回法庭成立以来，案件从未受到任何地方干预和地方过问。”第一巡回法庭党组成员刘敏等有关负责人表示，巡回法庭的人财物来自最高法院和中央财政，人员两年一轮换，避免与地方形成利益关系。
曾几何时，案件逐级请示、层层审批等司法行政化现象备受诟病。在推进司法责任制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法院、检察院对院长、庭长、检察长的权力进行梳理，形成了“清单化”的约束机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法院院长、庭长的“权力”作出明确规定：法院院长对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行使案中监督权；院长、庭长不得就案件实体处理直接否定或变相干预合议庭的意见；院长、庭长行使案中监督权，必须全程书面留痕……
司法体制改革第二轮试点省市之一的重庆出台检察官权力清单，将侦监、公诉、职侦等８项业务涉及的３０４项案件实体决定权和程序处理权中的２０５项权力授予检察官独立行使。
“以前，刑事案件进程是十分缓慢的。”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文渊对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十分敏感。他告诉记者，现在刑事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变少了，移交起诉的时间也缩短了，办案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追责、保护相互统一 给司法人员“定心丸”
今年７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规定对司法人员责任追究进行规范，强调准确追责与必要保护相统一。
“改革后，错案终身追究让我们压力山大，法官需要心无旁骛地办案，必须完善职业保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佛山中院资深法官崔景诚认为，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使司法人员的权利和责任相互统一，能够切实可行地保护法官履行职责。
人们注意到，这一规定专门强调，非因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承担错案责任。规定还首次确立了非经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不受错案责任追究的原则，明确了惩戒委员会工作程序等。
对法官、检察官的处理或者处分，将有公开、公正的程序来进行保障，这无疑是给司法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样的机制实现了依法问责和科学免责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推动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到位。”最高法司改办规划处处长何帆说。
记者同时了解到，在完善问责机制的同时，不少地方也在探索完善司法廉洁监督机制。如上海法院建立了案件廉政回访制度和廉政风险环节监督提示系统，２０１５年发放廉政监督卡９１．２万份，开展案件廉政回访９９６１次；建立“法官任职回避制度”和“一方退出”机制，目前上海法院配偶和子女是律师的１０３名法官，已经按规定全部实现一方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