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科委主任李殿勋
48岁的李殿勋去年2月就任重庆市科委主任。这名出身于农家的官员在履新一年多时间里，主导推行了让全国科技界为之一振的“七条新政”改革。
该项改革在赢得大面积叫好的同时，也有高校教师当面质疑李殿勋，“公平在哪里”？
其所指的“公平”是指，根据“七条新政”，一名专家如果承担了一些咨询类的项目，最高可以将60%的经费领入自己的钱包，且不需要发票。考虑到专家平时也在正常领取工资，这笔动动脑子和嘴皮子就能得到的“横财”在一些人看来不够“公平”。
但在李殿勋眼中，中国接下来的发展太需要科技创新了，而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动力和激情，“为此，对真正有才的专家学者，政府要‘给名、给利、给兴趣（允许其按照自己的科学兴趣自由探索创新）’。”
“七条新政”试图在重庆营造出一个“科研人员可以凭才干和贡献获得收益”的政策环境，尊重科研规律，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
李殿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表示，重庆的“七条新政”归纳起来，就是“管住两头、放开中间”：坚持目标导向，在前端立项时，真正引入竞争；在尾端验收时，引入第三方进行专业的评审；将中端项目实施过程的管理和项目经费使用的管理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不再干涉科研项目的具体执行过程及其经费的调控管理”。
取消科研人员的项目申报经费预算
“谁能预测将用300张纸、200个墨盒？”
重庆的“七条新政”，其基石是定额资助：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申报单位不需报送项目经费预算，市科委不再组织项目预算评审。
100万元以上的项目，由科技主管部门按照目标导向原则组织编制项目经费概算，项目实行“总额控制、公开招标”。100万元以下的项目实行定额资助，不进行预算评估。面上资助项目一律实行“定额资助、竞争立项”。
换言之，这确立了新的游戏规则：政府先征集需求、编制方案，确定要干什么、花多少钱、多久完成、做成什么样等问题，论证后公开发布。随后，科研人员参与“竞标”。“中标”者在科研经费使用时有相当的自主权，政府只看其能否通过第三方进行的评估验收。
与传统模式相比，新规则在“花多少钱”问题上有两大根本性变化：一是让科研人员摆脱了过去异常头疼的经费编制，可以集中精力参与竞争立项；二是少了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在项目经费方面的“讨价还价”，官员少了“自由裁量权”。
“重庆是全国首个取消项目申报经费预算的省市。”李殿勋表示，“科研人员大多不懂财务，如果让他们付出很大代价、花费很多时间，来编制毫无实质意义的项目预算，就是巨大的浪费。”
“创新是无规则运动，专家也很难精确预算科研所需的准确费用。”他说，“谁能准确预测到自己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需要300张纸、200个墨盒？”
取消项目申报经费预算，如何实现经费的管理和控制？李殿勋表示，政府将委托专业机构对科研项目的社会平均支出进行评估，根据预算，全额或按比例确定。
市场类科研项目推行事后补助
“英雄不问出处，野百合也能有春天”
为了更加注重引导创新主体增加科研投入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科技创新，“七条新政”规定，市场类科研项目将采用“后补助”方式。
过去，市级科研项目“事前投入、无偿资助”，形成了学术上的“马太效应”，那些拥有学术“大咖”“学霸”的单位或个人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高大上”项目。而“后补助”政策，意味着“矮穷挫”的“学渣”只要能成功地解决市场需要的科研问题，能够有创新型的科研成果，也可能获得补助，“英雄不问出处，野百合也能有春天”，科研也“不看广告、只看疗效”。
李殿勋解释，科研项目可大体分为公益类和市场类，前者的受益方是不特定的公众。“比如三峡生态保护，没有特定的受益人”，对于此类科研项目，实行目标验收、同行评价、政府购买、事先资助，追求长远的公共利益。
对于市场类的科研项目实施“后补助”，一是对于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项目实行约束性后补助，按目标进度拨付，二是对于企业个性技术创新项目采取奖励性后补助，一次性到位。
李殿勋说，我国的很多科研项目立项时吹得天花乱坠，看上去貌似有市场“范儿”，但最终却被证明并没有转化价值。“为什么没有转化？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有时是因为研究者的目标就是上项目、应付考核、评职称，他们在出发的时候就没有想到终点上的市场运用。”
“既然是市场类的科研项目，就必须经过证明确有转化价值，才能得到资助。”他说，美国做得更“绝”，直接购买首台产品。
“后补助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杜绝经费的浪费，更重要的在于，引导科技工作者踏踏实实做研究，做出来的成果能经得住市场和社会的检验，避免浪费巨大的机会成本。”